本文认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系统性地审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行，既再确认了纽伦堡审判的原则，又有与纽伦堡审判不同的贡献。而且，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建立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日本右翼无法否认的客观性。
（一）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
东京审判开庭不久后，辩方即对法庭提出了质疑，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所规定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也成为此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否定东京审判的主要依据。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发展阶段存在区别。在战后两大审判期间，国际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且该原则也未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承认。因此，对此质疑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充分论证“在两大审判时期该原则已经得到确立”。质疑者一方面认为，战后两大审判不能以当时国际法中尚未明确的罪名审判战犯，另一方面又认为战后审判必须严格遵循在当时尚未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
同时，东京审判虽在宪章、罪项的设置上基本沿袭了纽伦堡审判，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翻版，其不同的贡献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在此略举两例。其一，由于辩方的表现活跃，且东京审判的庭审时间远超纽伦堡审判，检、辩双方围绕部分重要法理概念的辩论更为彻底。当时的国际法中并没有关于“侵略”问题的公认定义，界定“侵略”需要依据“自卫”这一与侵略互斥的概念。在纽伦堡审判中，检、辩双方对自卫权的争论仅集中在德国入侵挪威这一点；而在东京审判中，自卫论是辩方的核心主张，检、辩双方对“自卫”的论辩也贯穿审判全局。20世纪60年代，一又正雄受日本政府委托研究东京审判法理问题时就指出，东京审判围绕自卫权问题的讨论之多彩、活跃，是纽伦堡审判所无法比拟的。检、辩双方围绕自卫权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辩，集中论述了当时国际法关于“侵略”与“自卫”问题的法理，至今仍是研究国际法学史时可参考的重要史料。
其二，东京审判在追究文官的“指挥官责任”问题上也对国际法作出了贡献。其中一则典型案例是追究广田弘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不作为的责任。东京审判的判决指出，作为日本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刻接到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其曾将这些报告转呈给陆军省，并得到了陆军省将制止暴行的保证；但广田在得到保证后，“至少在一个月中仍继续收到关于暴行的报告”。可见，他在明知道陆军未履行其保证的情况下，却没有及时采取其他可能的方式制止暴行。因此，法庭认定“（广田的）不作为达到了犯罪性疏忽的程度”，判决广田弘毅在第55项诉因上有罪。户谷由麻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追究卢旺达塔巴（Taba）镇镇长阿卡耶苏（Akayesu）种族灭绝暴行的刑事责任时，将东京审判对广田弘毅的判决视为一则先例。
总之，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为反驳日本右翼诋毁东京审判的论调提供了有力证明。从战后至今的国际法发展轨迹来看，战后两大审判所创制的诸多原则已经受住了学术研究的考验，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其也贡献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后续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法理贡献的高度评价出之有据、掷地有声。
（二）东京审判对日本历史观的贡献
随着东京审判的展开，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战时政治黑幕和日军侵略暴行陆续被揭露，使日本民众第一次看到了与战时政府宣传完全相反的真相。这也成为东京审判所衍生出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东京审判开庭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即开始同步详细报道审判的情况，同时汇集成编，及时出版。《朝日新闻》把“鞭笞”日本“过去的罪过”当作“新日本国出发”必须迈过的“关隘”，可以说正是当时日本国内社会普遍看法的写照。事实上，在日本战后初期，要求更广泛地追责和反省的声音并不罕见。
除促进日本社会反省外，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还长期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官方历史认识，并成为限制保守政客为侵略翻案的制度性因素。即便是曾为A级战犯嫌疑人、长期对东京审判怀有不满的岸信介，在其身为日本首相时也不得不根据东京审判的裁决公开承认日本的侵略。而且，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接受了东京审判，至今仍影响着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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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东京审判以后日本主流社会对于审判的认识，可以看到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历史观有两大贡献。一是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在战后初期广泛地促使日本社会各界反思侵略战争的责任，并长期影响着日本政府官方的历史认识。二是东京审判揭露了战时军国主义日本对民众的欺骗以及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暴行，这些事实让日本社会切实感到了战时军阀社会的可怖之处，并冲击了“皇国史观”，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思考。东京审判开庭距今已近80年，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记忆已经有被风蚀的痕迹，但不再回归“野蛮”军阀社会的认识仍然深深根植于日本主流社会的历史观之中，从中可见东京审判的长远影响。
（三）日本保守势力与“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
当下的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态度早已不复审判刚结束时那般高度礼赞，“东京审判史观”也被日本保守势力贴上了负面的标签。日本右翼过分强调东京审判的负面性，并宣称要“否定”东京审判所订立的历史观的论调，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要多次公开否定东京审判，其带有导向性的言论推动了日本右翼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
荒井信一指出，“‘东京审判史观’这一词语，开始作为带有负面印象的政治用语被广泛使用，是在提倡‘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康弘成为首相的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曾根认为，为进一步实现日本政治甚至军事上的自主，应该建立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而建立认同的方法之一即排除带有外国史观色彩的“东京审判史观”。
安倍晋三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不言自明，他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论”也对“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2022年自民党“财政政策检讨本部”部长西田昌司在参议院所言，安倍始终强调要从“战后体制”中脱离出来，而且表示：“在占领时代制定的宪法，还有‘东京审判史观’，如果不从其中脱离出来，日本就无法成为独立国家。”日本时事通信社“战后保守政治的幕后”栏目对“摆脱战后体制”的评论称：“构筑那个‘战后体制’的是美国。因此，重新审视由美国主导的、将日本的军国主义裁决为诸恶之源的‘东京审判史观’，对安倍来说也是‘摆脱战后体制’中的一环。实际上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的2006年10月2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中，当被问到A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安倍就称‘作为政府并不适合断定（这个问题）’，故意没有提及其战争责任。”
事实上，在安倍晋三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前，日本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前身之一，即1981年成立的“守护日本的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就已经将“东京审判史观”和“战后体制”相联系，并向日本社会宣传“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目前，“日本会议”仍公开将“东京审判史观”与日本的政治相联系。
总之，“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流行的背后存在保守势力为政治目的而刻意制造的因素，而且目前保守势力对于这一论调的塑造带有鲜明的摆脱所谓“美国构筑的战后体制”的色彩。而且，他们制造的“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过于强调政治性，但学术性不足。战后学界的主流研究已经证实，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建立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日本右翼无法否认的客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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